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nèi)的陶范中鑄成。藁城等地發(fā)現(xiàn)的鐵刃銅鉞也是采用這種技術鑄成的。銘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上至今未見銘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銅器上才出現(xiàn)銘文。較早的銘文只有很少幾個字,大都是族徽圖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婦好之類。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有三、四十字的，內(nèi)容大抵是因受賞而為父輩作器。安陽后岡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30字，是科學發(fā)掘以來所獲商代銅器中銘文長者。傳出山東梁山的小臣□犀尊，有銘文27字，內(nèi)容記帝辛十五年，王來征人方，賜小臣貝，關系到商代末年與人方間的爭。傳世的有銘文37字，記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師之賞而為其父作器。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圍以饕餮作為主要紋飾，四面交接處，則飾以扉棱，扉棱之上為牛首，下為饕餮。這些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在商代銅器的編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秦漢鼎多斂口、碩腹、附耳、三短足、均有蓋，蓋上有三環(huán)。這時期未見有絕大的鼎，傳世的大半約高一尺許。銅鼎是從陶制的三足鼎演變而來的，用來烹煮食物，后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是商周時期重要的禮器之一。這件鼎為商代后期制品，至今器底仍保存有煙復。整體裝飾繁雜、精細，圓潤的鼎身配以圓渦紋、風鳥紋、蟬紋等紋樣，造型和裝飾協(xié)調(diào)自然，堪稱商代銅鼎中的佳作。此外，經(jīng)光譜定性分析與化學分析的沉淀法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銅84。

之后，日本人連續(xù)派兵進村搜寶。一次，日軍100多人將吳家大院翻了個底朝天，由于此時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終于無功而返。日本人走后，吳培文將大鼎轉(zhuǎn)移到了自家馬棚地下。第二次，日軍來了三輛大卡車，一進村，就架起了吳培文急急忙忙檢查了馬棚的偽裝，又潑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軍包圍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吳培文聽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聲，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馬棚，謝天謝地，大鼎仍在。2005年，大鼎回歸安陽“省親”，已經(jīng)85歲的吳培文在殷墟門口，時隔59年終于再次與大鼎見面。吳培文大嘆“大爐有靈，天助我也?！?img src="http://img3.dns4.cn/pic/191637/p28/20170711093647_4736_zs_sy.jpg" />

考古學家從未見過此類形制的青銅器，但根據(jù)器物的鑄造風格和特有紋飾判斷，這件器物應為商代的一件酒器，并給它定名為——龍形觥。此外，在器身的兩側(cè)發(fā)現(xiàn)飾有鼉（tuó）紋和夔龍紋。青銅器上飾以鼉的形象，極為罕見。鼉，亦稱，為我國特產(chǎn)動物，分布在長江下游地區(qū)，以安徽的青弋江沿岸以及太湖流域沼澤地為主產(chǎn)地。這一事件登載于當時的《民生報》：“7月11日夜派隊并商得駐軍X部之協(xié)助，至該村掘至終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將古爐用大馬車運縣存放古委會內(nèi)。在山西西部的黃河沿岸出土的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銅酒器上出現(xiàn)“鱷魚”紋飾，在世界范圍內(nèi)都極為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