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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樂

民族唱法

　我國的民歌種類繁多、歷史悠久。在幾千年的發(fā)展與變化之中，逐漸形成了屬于各民族自己的多品種的民歌形式，這其中以漢族北方的山歌和南方的小調有影響力和有穿越時空界限之能力，并作為中國民歌的主要形式而不斷地向前發(fā)展。北方的山歌具有粗獷質樸、直爽豪放的特點，如青海的《花兒》、陜北的《信天游》以及內蒙的《爬山調》等，給人以一種身居山間曠野之中，領略高原牧場自然美景的爽朗舒暢之感。由于該唱法的發(fā)聲方法符合人體生理機能的自然規(guī)律，依靠科學的呼吸方法和科學的發(fā)聲方法的歌唱，減少了聲帶因長期歌唱所帶來的負荷過重與磨損，從而延長了聲帶的有效使用時間。而南方則以江蘇的小調為有特色，如歌曲《茉莉花》、《無錫景》、《姑蘇風光》等，曲調細膩委婉、膾炙人口、柔和而又流暢，給人以鴛鴦戲水、鳥語花香，小河潺潺流水之美感。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民歌風格，代表了中國民族唱法的基本表現(xiàn)風格，但在唱法的技能技巧方面，民族唱法還強調“字正腔圓”，注重發(fā)聲的自然性和聲音靠前、在行腔咬字中唇與齒的有力配合，以獲得“字清”而“韻正”的i佳效果等特點。

中國民族唱法因受其民歌的影響，在唱法上曾是雜亂的繁多的。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發(fā)展與演變，才逐步形成了較為統(tǒng)一的格式。具體地說，中國民族唱法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基本上經(jīng)歷了形成期、發(fā)展期和成熟期三個階段。

　　1.形成期　40年代初期，隨著民族救亡運動的深入，民族音樂配合敵后的需要也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為我國民族音樂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在民族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有中國民族風格的民族音樂新形象。1945年由女高音歌唱家王昆首演的新歌劇《白毛女》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新歌劇和統(tǒng)一的中國民族唱法的形成。唱低音時多用真聲，唱高音時假聲運用較多，唱中音則以混聲為主，每個音都在高位置上帶著假聲的感覺成分。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除王昆之外，還有稍后的郭蘭英、何紀光等，他們?yōu)橹袊褡迓晿吩诔ㄉ系慕y(tǒng)一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形成期唱法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在：完全使用真聲（俗稱“大本嗓”）去歌唱。由于聲音缺乏氣息的支持，喉嚨較緊，因而流動性不夠，硬且直，表現(xiàn)抒情與婉轉的作品難度較大。

　　2.發(fā)展期　新中國成立后，民族聲樂得到了的發(fā)展，特別是進入到了50年代的后期，一批具有跨時代水平的歌唱家先后涌現(xiàn)出來，他們是女高音王玉珍、馬玉濤、阿旺、于淑珍等，男高音呂文科、郭頌、胡松華、姜嘉鏘、吳雁澤等。他們的歌聲傳遍了祖國各地，許多曲目至今仍在傳唱，如王玉珍的《洪湖水，浪打浪》，馬玉濤的《馬兒啊！你慢些走》、于淑珍的《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呂文科的《克拉瑪依之歌》、郭頌的《烏蘇里船歌》、胡松華的《贊歌》等。許多女孩子都有這樣的經(jīng)歷，當她被驚嚇時，可以不自覺的發(fā)出很高、很有穿透性的聲音，在聲樂演唱中，靠方法練到那種程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這一時期的唱法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以民族唱法的發(fā)聲方法為基礎，結合i運用西洋美聲發(fā)聲方法，走出一條中國民族聲樂的新路。在這一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代表人物朱逢博、男高音歌唱家吳雁澤，在幾十年的演唱實踐與研究探索中，他們將西洋發(fā)聲與民族唱法有機的結合起來，研制出了具有獨特風格的唱法。即將假聲運用于民族唱法之中，使得真假聲能在歌曲的演唱中結合。所謂“豎”唱法是因為歌唱時嘴巴上下拉開，形成長條型或橢圓狀的O型。吳雁澤唱法的i大特點就在于聲音在高音區(qū)的漸弱（真聲轉為假聲的運用）和聲區(qū)的自如轉換，以及利用氣息的控制使聲音的力度變化恰到好處，如演唱《清晰的記憶》在高音區(qū)的處理就是如此。這種技巧在聲樂界是高難度的，他們的演唱方法對當代民族聲樂的發(fā)展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

　　3.成熟期　改革開放的春風，為民族聲樂帶來了藝術的春天。一批優(yōu)i秀的立足于民族聲樂的改革與發(fā)展的耕耘者，用他們辛勤的汗水精心培育出了無數(shù)個歌壇新秀與人才。如果聲音里假聲的比例越大，音就越高，由此，歌唱的音域極大地得到了擴展。如果說女高音朱逢博、男高音關貴敏和蔣i大為的出現(xiàn)預示著民族唱法走向成熟的開始，那么，女高音彭i、董文華，男高音閻維文的出現(xiàn)則標志著中國民族聲樂民族唱法已走向了成熟的新階段。

　　成熟期唱法的特點，可以說是朱逢博、吳雁澤唱法的發(fā)展與繼續(xù)。彭i、董文華、閻維文等所運用的演唱方法，明顯反映出“中西”結合這一特點：聲音圓潤且流暢，高音通達并帶有泛音（是美聲唱法與民族唱法在發(fā)聲技巧方面的區(qū)別焦點），因而更富于表現(xiàn)力。由于民族唱法在發(fā)聲方法上結合與吸收了美聲唱法的泛音運用，其作品的表現(xiàn)難度也更接近于美聲，如男高音歌曲《說句心里話》、《小白揚》、《再見了，大別山》，女高音歌曲《父老鄉(xiāng)親》、《我們是黃河泰山》、《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無論是從作品的音域和音樂的大幅度跳躍，還是從旋律的抒情性與歌唱性來講，都具備了氣勢磅礴頌歌般的贊美性這一特點。公元590年，羅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選編、修訂了配合教儀的《唱經(jīng)本》，即著i名的《格里高利圣詠》，實際上相當于規(guī)定了教堂中演唱教義的歌調。可以說，成熟期的民族唱法，是一種值得繼續(xù)研究和普及推廣的唱法，它代表著中國民族唱法的發(fā)展方向。